采购合同签订后，供应商履约服务，采购人履约付款，本是双方都无可争议的事。然而笔者发现，在建筑工程政府采购实践中，常常发生因工程量变动引起供采双方针对合同款的纠纷与争议。
 
　　不同案例同类纷争

　　案例一：

　　设计变更引争议。某县建设一条县级公路，抽调交通、建设、财政等部门的人员组成公路建设指挥部，由该指挥部代表政府行使采购人职能，委托县政府采购中心进行公开招标。结果，建筑企业S公司在竞争中获胜，成为中标、成交供应商。于是双方签订了工程建设合同，S公司按时启动了建设工程。

　　但是，在建设过程中，公路建设指挥部出于美观与节约的考虑，采纳专家意见，对工程原有设计图纸进行了变更，将绕河而行的一段改为架桥直行。并要求S公司按新图纸施工。设计一经改进，不仅缩短了道路的总里程，而且架桥比绕道节约资金近30万元。

　　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双方却因工程款的问题发生争议：供应商认为，自己应该按合同规定的金额拿到工程款；而建设方认为，设计变更后工程量相应减少，对方应得工程款应该在合同金额的基础上扣除30万元。这样，一个坚持按合同付款，另一个坚持以事实为据，双方都认为理在自己。于是互不相让，结果只好对簿公堂。

　　案例二：

　　隐蔽工程引争议。某高校建设一幢教学大楼，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程序确定C公司为中标成交供应商，双方签订有关合同。在施工过程中，C公司发现该建筑点地质条件特殊，有一处需比原来预计的深挖近4米，加上回填材料及桩基工程，比原有设计将新增造价近40万元。

　　这一情况，是设计图纸和施工合同都没有考虑到的，属隐蔽工程。于是，C公司赶紧将这一预算外情况通报建设单位并询问怎么办。建设单位表示：要科学施工，保证质量。教学大楼竣工验收后，C公司要求在合同规定的基础上增加40万元结算工程款，而该高校却认为按合同办事是惟一正确选择，合同之外的钱一分都不想付。同时，该校还认为，增加了一点工程量是事实，但这不是己方的故意和责任，况且不能你说加40万就加40万，得拿出令人信服的依据。双方为工程款吵得不可开交。

　　防患于未然是关键

　　以上两个案例，虽然引起争吵的原因不同，却都是围绕工程款高低的争议与纠纷，是同一类性质的矛盾。矛盾的焦点在于：供购双方都死守合同条款不放，不能实事求是、平等务实地对待工程量的变动，都只从自身利益出发。

　　其实，这样的纷争本可以避免，何苦劳心劳力对簿公堂呢？笔者认为，供采双方只要做好两点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
　　首先，供采双方统一认识。对于采购实施过程中的工程量变动，供购双方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并形成如下共识：只要工程量的变动是科学的、必需的，双方就不能死守原有合同约定不放，应保持积极、平等、互利、互让的姿态去对工程量的变动进行定性和定量，据此来调整合同金额，修改、补充、完善原有合同。工程量增加的，应增支相应工程款；工程量减少的，应减支相应工程款。对于工程量的变动，何为科学，何为必需？笔者认为，像案例一那样，如果变更设计能使工程更美观更节约，变更就是科学的、合理的；而案例二，如果不考虑地质条件的特殊性，依然按原方案去构筑桩基，势必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。类似这种工程量的增加显然是必需的。

　　其次，供采双方平等协作。变动工程量涉及供购双方的切身利益，在施工过程中，无论哪一方的单方面行动都是欠妥的，容易引起纷争。为此，双方都理应坚持：

　　第一、积极沟通。任何一方提出变更工程量，一定要及时向对方通报，说明变更的理由，提供变更的依据，预测可能产生的后果，待取得对方的同意后，方可着手拟定变更方案。第二、本着节约、高效、协作的精神，共同拟定工程变更方案，签订必要的补充协议，使完善后的合同更切合实际，避免日后产生纠纷。第三、工程量变动过程中要实行联合签证制度。不管是设计变更引起的，还是隐蔽工程引起的，只要涉及工程量增减，都必须召集采购人、供应商、采购代理机构、设计单位、质监部门等各方派出的有关代表同时到场，对工程量的变动进行现场测量评估，确定变量单位价，各方代表同时签字认可，以此作为竣工验收后结算工程款的依据。如果建设项目有政府投资，也应邀请财政部门有关代表到场见证。

　　总之，只要供采双方都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保持平等协作的姿态，以事实为依据，纷争就没有化解不了的。更重要的是供采双方完全可以防患于未然，即根据采购的实际需求，做好必要的补充完善工作，此类纷争或许可以销声匿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