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次设备采购中，采购文件编制后交设计单位审查，其间，设计单位对文件做了修改，在产品名称后标注了“编码号”，且再三声明“编码号”是国家标准，不是某企业专有。采购文件经专家论证，设计单位、采购人认可后对外发售。在递交谈判文件截止时间前无任何供应商对此提出异议或质疑。

　　但谈判小组却发现“编码号”实则为A供应商专有。由于该设备无技术专利，全国有几十家生产商，除“编码号”外，其他供应商都满足项目要求，且A报价高于其他供应商80％以上。专家认为，应忽略“编码号”依法继续进行评审。

　　随后采购人联系设计单位要求其取消“编码号”。设计人员在请示其领导后答复，设计文件现在不能更改，在确定成交商后，设计单位可做修改。因此采购代理机构无法就此发出变更通知。
 
　　最终，谈判小组按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五款的规定进行评审并确定了价格最低者为成交商。成交信息公布后，A 以“惟自已满足采购文件要求，应被确定为成交商”为由提出质疑。代理机构答复说，采购文件已规定：“技术要求中所指出的标准、商标或样本目录号码的参考资料仅系说明，并非进行限制。”因此，“编码号”并未构成实质性要求。

　　论证专家 拿钱未帮人“消灾”

　　此次竞争性谈判文件事先请专家进行了论证，遗憾的是专家拿了参与论证的劳务费，却未能为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人免去评审遇纠葛和最终遭质疑之“灾”。
 
　　未发现本该发现的问题，无论源于论证专家的“无能”还是“勿为”，引起这两个问题的缘由却似乎殊途同归，那就是没有明确规定专家不能胜任职责或违法违规履行职责时，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。没有对应的责任约束，个别专家在履行职责时就可能不负责任。

　　湖南某知名采购代理机构老总深有体会地说：“也许是基于长期以来已积累的实战经验吧，我很少专门请专家集中论证采购文件，费用只是一方面原因，关键还在责任承担问题。专家也食人间烟火，也可能有倾向性，论证后一旦再出现问题，专家却不承担相应责任，还得由代理机构承担。论证只是为后者推卸或减轻责任找个说辞而已。”鉴于此，该老总比较推崇的做法是：觉得没把握时，可以就个别问题有针对性地咨询有关专家。当然，还可以请供应商就采购文件答疑后再将“拿不准”的问题请专家论证。

　　设计单位 态度比采购人还强硬

　　此案中，采购人与设计单位之间是一个以设计为内容的承揽合同关系。 作为承揽人，设计单位在亲自完成工作成果时，还“顺带”完成了另一当事人的“委托任务”。 　　

　　业内专家分析说，有关法律明确规定，除有特殊要求外，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、供应商。此案中的设计单位把专有特征说成国家标准，其实已构成倾向性选择，违背了对定做人（即采购人）应该承担的瑕疵担保义务，其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法定质量要求，采购人与集中采购机构提出“取消‘编码号’，出具设计变更通知书”于法有据，设计单位应该依法满足采购人的要求。否则，设计单位就违背了其依法应承担的义务。

　　专家认为，设计单位之所以敢于强硬地拒绝采购人的合理要求，关键是因为签订和履行设计承揽合同，设计单位驾轻就熟，采购人却偶然为之，后者签约时忽略了在细节问题上“叫真儿”。但这个案例却提醒采购代理机构，政府采购的项目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复杂，操作人员知识结构的深化和多元化应是大趋势，否则，作为采购人的代理人，面对专业化供应商的“刁难”，就有可能与采购人一样茫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