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省采购复印机，投标供应商报价均高于市场平均价，且报价仅相差100元

　　2004年底，某省政府采购中心在用询价采购方式采购某品牌复印机时，共3家供应商参加了投标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们的报价均高于同期市场平均价34%以上，且3家之间的报价仅相差100元左右。

　　事后，该政府采购中心对此事进行了调查，认定3家供应商有“恶意串通”之嫌，并取消了第一中标候选人的中标资格，对这3家供应商给予了警告及扣除履约保证金的处罚。
 
　　事实上，这一情况典型且普遍，值得深思。笔者认为，是政府采购制度的缺陷给了供应商不诚信的机会。

指定品牌
给供应商“画瓢”的“葫芦”

　　分析 采购人指定品牌的采购申请，经过了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的审批，意味着采购中心只能采购这特定的“葫芦”了。而目前生产商实行的代理制不允许代理商间相互压价，也不允许外区域投标。因此，要购买该品牌产品，价格其实是由总代理商确定的，所以，“串通”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　　指定品牌与《政府采购法》的立法原则相违背，但具体采购时却无法避免这一现象。一是《政府采购法》没有明文规定，二是目前的定点采购、协议采购给了采购人指定品牌的机会，三是目前市场上现代化办公设备竞争还不充分，仅有几个较好的品牌。

　　建议 在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不准指定品牌。同时，政府要在现代办公设备上加大开发力度，生产更多好产品，促进市场充分竞争。 

询价采购
难破销售模式“高价”壁垒

　　分析 采用询价采购并不违规，但为何供应商的报价比市场价高很多呢？笔者认为，是供应商钻了法规的“空子”。

　　《政府采购法》要求，询价采购的成交原则是“根据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”。而在现有的产品销售模式下，供应商数量是特定的，“特定”就可以商量，报价相差不过100元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事成之后，几个供应商之间再分利润，或以后轮流“做庄”，对供应商而言是百益而无一害。

　　建议 《政府采购法》以采购价格考核采购中心，而没有对供应商报价明确提出“不能高于市场价”的要求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对采购方式进行一下探讨，如果某品牌在一个地方只有一家总代理商，是否可以采用单一来源采购？如有两家以上，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？在无法改变供应商营销模式现状的情况下，这些方式可以避免供应商不诚信行为的发生。

无标准 不明确
拿供应商怎么办

　　分析 案例中，认定供应商的报价高于市场平均价，是采购中心进行市场调研后得出的，但这种调研行为的法律依据是什么，取得的证据是否有法律效用？供应商是否认同？没有明确答案。《政府采购法》没有规定这项工作应由采购中心去做。同时，法律判定一项事情违法是要有严格的法律证据的，这个案例中的“证词”或证明材料，在某种情况下，是很难有法律效用的。价格资料可以有物件来证明，但“串通”的依据有谁证明、拿什么证明？如果供应商将此告上法庭，采购中心就会承担一定风险。所以，有时候采购中心明知供应商有不诚信行为，却不能去调查，不敢去调查，也不知依何判定不诚信。

　　该案中，采购中心最后做出的处罚依据是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。可是如果对该条款做细致研究，会发现其存在着处罚依据无标准、执行主体不明确的问题。该条款对供应商违法行为仅是作了6条笼统的规定，没有严格的界定，没有准确量化的指标，所以在具体处罚时，处罚额度很难确定。其次是执行处罚的主体不明确。供应商违法了、不诚信了，谁有权进行处罚？是政府采购管理部门还是采购中心？或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？《政府采购法》没有明确规定，造成了谁都是，谁又都不是的情况。可能还会造成执法主体之间的“责任推卸”，或是越权处罚。《政府采购法》的处罚无量化标准，处罚执行主体缺位，势必会给供应商造成这样一个错觉：就是不诚信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

　　建议 《政府采购法》实施3年了，各有关职能部门虽然做了大量宣传，但对供应商诚信教育还相当少，对供应商加强诚信自律方面的措施研究还不深；法规中对供应商不诚信的行为处罚制度还不够细等。而供应商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，教育他们依照社会公德去图利，用法律来规范他们谋取正当利益，是政府采购能公正、公平实施的重要条件。所以我们要逐步建立供应商诚信管理体系，尽快制定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的诚信规范，立即对供应商实施诚信教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