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照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议程安排，今天代表团或者小组会将审议《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（草案）》等两部法规。条例中有关学校等单位体育设施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问题，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，从2015年12月至今，该《条例》已经历经三审，16日记者采访相关代表、委员，大家纷纷从自身工作出发，就校园体育设施开放问题探讨解决方案。

　　学校等单位体育设施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意义无须讨论。一方面，我国体育场地资源增长远远滞后于需求的增长，这些场地开放共享，可以缓解供需矛盾；另一方面，体育场开放共享，有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带来的浪费。

　　然而这么多年来，无论是社会，还是学校、机关企事业单位，对体育场地共享不乏共识，一些地方的学校、单位都不同程度向社会公众开放，但如何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做法却无统一的途径，主要取决于场地拥有者个体的意愿与态度，不开放的有之，而开放的也是五花八门。

　　导致出现体育场地开放共享瓶颈，首先是法规的短板：无论是1999年教育部《关于假期、公休日学校体育场地向学生开放的通知》，还是2003年的《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》以及去年12月审议通过的《公共文化保障法》，有关体育场地设施向公众开放的规定，都是“鼓励”性质，即是倡导性义务，而非强制性义务。这意味着开放合理，不开放也不能说不合理。

　　其次是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。体育场地开放共享，本质是提供资源与管理服务，不但会对学校或者单位的既定秩序产生影响，还会面临着开放运营成本的现实问题，相对于公共体育场地开放财政买单，这些体育场地开放共享成本由单位与学校承担，并不公平，如果通过收费来推进开放共享，则又陷入有偿开放争议的漩涡。正因为如此，很多学校、单位具备开放条件，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宁可闲置也不开放。

　　其实，社会体育场地开放共享之所以遭遇瓶颈，根本还是对其开放共享缺少清晰的定位。无论是公共体育设施，还是学校单位体育设施，向公众开放，提供的是公共产品与服务，如果这些是政府法定的保障责任，就该从资源供给的途径来设计机制，不能简单把责任分摊到机关、学校。

　　体育场地共享不妨纳入政府购买范畴，由体育主管部门与学校、单位签订开放协议，视具体情况商定开放的场地、时段，约定开放的条件，支付必要的管理、运营与维护费用，采购成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一部分，统一向社会免费开放。通过政府购买建立场地开放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，引导体育设施与场地向社会的有序、全面开放。